八十年代，我被派往深山做守林员。
收音机里总传出诡异哭声，窗外树影扭曲如人形。
老猎户警告我：“那是山魈，专学人声勾魂。”
某夜暴雨，门外响起妻子呼唤：“开门啊，我迷路了。”
我颤抖着抵住门板，想起妻子三年前已病逝。
木窗突然映出一张腐烂兽脸，嘴角撕裂到耳根。
它用我亡妻的声音轻笑：“看见你了...”我砸碎收音机，零件竟在月光下化成雷击木碎屑。
攥着灼热的木屑扑向窗户时，山魈尖叫着溃散。
风中飘来它最后的低语：“山要醒了...”树杈上挂着七只死松鼠，尾巴朝下，整整齐齐，摆得像个歪歪扭扭的勺子，北斗七星的模样。
风一吹，那些僵硬的小尸体就晃晃悠悠，细爪子轻轻刮蹭着树皮，发出一种令人牙酸的、极其细微的沙沙声。
我后脖子上的汗毛“唰”一下全竖了起来，像被冰冷的针扎过一遍。
右手下意识地摸向腰间，那里别着一把磨得锃亮的柴刀，粗糙的木质刀柄抵着掌心，带来一丝微不足道的暖意。
左手则死死攥紧了挂在皮带上的那个宝贝——一个砖头大小的黑色塑料匣子，上海红灯牌收音机，天线笔直地指向灰蒙蒙的天空。
这是我儿子去年探亲时带进山的，也是这死寂林海深处，唯一能听到外面世界声音的东西。
手指有些发僵，我用力拧动旋钮，试图捕捉熟悉的电台信号。
一阵电流的嘶嘶声后，本该播放新闻的频道，却猛地钻出一串尖锐、扭曲的杂音，像金属在玻璃上疯狂刮擦。
紧接着，那杂音变了调，化作一种压抑的、断断续续的呜咽，像人，又像某种动物在濒死前从喉咙深处挤出的悲鸣，直直往耳朵里钻，扎得脑仁生疼。
我手一抖，差点把收音机摔在地上，慌忙关掉开关。
那凄厉的呜咽戛然而止，只留下耳朵里嗡嗡的回响，还有林子里死一样的寂静。
空气仿佛凝固了，沉甸甸地压在胸口。
我猛地抬头，视线扫过前方浓密得化不开的墨绿林莽。
就在那片盘根错节的古树阴影深处，似乎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。
不是鸟，也不是走兽，那影子很高，异常地高，像一根突兀地戳在幽暗里的、扭曲的树干。
可它分明又带着一点难以言喻的、属于活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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